今天，我以一个成年人的目光回首《花季·雨季》，对于自己第一部作品，我有一部分是满意的，一部分不甚满意。有一些片段有极强的青春气息，蛮好玩的，过了那个年纪，恐怕很难回到那种纯真，很难再写出那种文字了。年纪小，在作品的思想和组织结构上一定有缺憾，但也流露出那个年纪的特色。而我现在已是成年人，我是否能产生这些年来人们所期待的飞越呢？这是我在自问的。
《花季·雨季》1996年正式出版。而早在1995年9月，我赴美留学。当时没有想到要再写作，但茶余饭后，一部小说的框架时而闪过。也正由于没有想到要付之行动，想法也随之不着边际。当时想写一部纪实性的小说，颇具高度且带有时代感，一落笔就是“公元二千年之际”。当然，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1999年8月，我首次回国，感受很深，这种冲击绝不亚于四年前我到美国所面临的文化冲击。国内这几年变化太快，把在平静生活中度过四年的我转得晕头晕脑。内心有不少感叹，开始产生创作冲动。那时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首先与《花季·雨季》出版相隔三四年，这个时距让我可以客观冷静地看待我的第一本小说及其给我带来的影响；其次我刚刚毕业，等于我把到美国最大的一件事情做完了，而且又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所以在心态上比较从容。于是内心创作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决定重新坐到电脑前。我觉得许多时候，作者是跟着他内心的感觉走的。像当年《花季·雨季》正红的时候，许多人向我约稿，我没有创作冲动，逼我也没有用的。去年我回来后，到了全国十多个城市签名售书，所到之处，读者们都问我第二部小说何时出世。于是强烈的创作冲动变成了创作决心。
去年一回国，不少出版社通过各种途径想拿到我第二本小说的稿子，对这件事我很慎重，主要想给自己比较大的回旋空间。江苏文艺出版社找到我时，我也对他们说，我们可以谈，但是我需要较长的思考时间。刘健屏社长事后和我聊，说他当时也是没有把握，但决定试试。整个“谈判”只经历一天，我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是刘社长的认真和诚意感动了我，我决定将下一本书稿交给他们。而且我当时特别迫切地想安静下来写东西，不想再浪费任何时间。与江苏文艺签了意向书后没几天，我就回到美国。决定到美国写作基于两点考虑；一是那里比较安静，二是有利于我的采访。
1999年12月中旬，我从深圳回到洛杉矶，重新找房子安顿。2000年元月1日，我开始正式进入工作状态。因为是元月1日，又是千禧年，我所居住的公寓早就发下通知，叫我们准备干粮和水。千禧年的第一天什么事情也没有，我也就平淡地、正常地度过了我的第一个工作日。
为了这次创作，我进行了一定的采访。作为留学生，我本身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个体，没有典型性，更没有普遍性。所以在创作群像时，我进行了有计划的采访。四年的留学生活，使我熟悉了美国留学生活的场景、了解了留学生的心态和思想面貌，也给了我较敏锐的观察力、准确的判断力和细腻的描述能力。
其次，我思考了小说结构、情节的处理。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家族关系，只有社会关系，而且没有固定的故事地点、中心事件，这些为小说的结构带来了一定困难，所以我用接近散文体的形式来写。表现这一代留学生真实的心路历程和精神风貌，除了大步流星的走法，应该还有曲径通幽可寻。但我也记住深圳市宣传部长曾经说的一句话：留学生作为个体，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都是可以的，但是作为群体应该有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否则就是整个留学事业的悲哀。所以我的情节是为“精神”服务的。
2000年6月26日我完成初稿，自己轻叹一声：小说终于完成了，比我估计的时间要早。心情舒缓而平静，接着又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修改，定稿的时间是8月18日。“八·一八是个好日子。”刘社长这么说。
写作就像生产一个孩子，父母一定倾注了心血，并赋予期望。同样，我对《太阳鸟》也抱有期望且满怀信心。但孩子离开母体，便是独立的个体，作品一旦出版，便有了自己的命运。我只能说，这个孩子长得比第一个好看。
